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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Runciman:反─反─革命

所属栏目: 无人电子 时间:2020-06-06 浏览:713

David Runciman:反─反─革命

David Runciman

译|睫状肌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年是哪一年?有三个相当合理的候选。第一个是1917年,这一年发生了俄国革命,美国投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一个世纪的强权对抗。第二个候选是1918年,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俄国退出了一战,以及德意志与奥匈帝国的瓦解,为往后民主的胜利开了场。第三个候选则是1919年,威玛宪法与巴黎和会的那一年,这肯定让一战的胜利被挥霍掉。以上种种都意味着,一战的结局改变了一切:而这个事件又混乱无序,任何尝试总括的努力皆属徒然。其关键的特质是无法适切地用单一的年份,在时间表中加以界定,历史很少能够这样。

  这就是卡里尔这本迷人又让人失望的书的问题所在,这本书把1979当成降生21世纪的一年。卡里尔用五个彼此交叠的故事──四个故事与个人有关,一个则与关乎一个国家──来构筑他的论证。这四个人分别是柴契尔夫人、邓小平、霍梅尼教长(Ayatollah Khomeini)以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而那个国家则是阿富汗。1979年对他们来说都意义非凡。这一年柴契尔夫人赢得普选;邓小平启动转变中国的经济改革;伊朗的革命把霍梅尼推向权力王座;也在这一年新任的教宗访问了他的母国波兰,激发了公众无视共产政权,澎湃的拥载;同样是这一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些都是动见观瞻的事件,卡里尔把它们编织成一个单一的叙事,1979标誌了20世纪世俗化进步的迷思,开始土崩瓦解的一年。把这些故事不同片段纠合在一起的是,它们各自都代表,据说已经在二十世纪完蛋了,或者至少已经控制住的两种力量的复仇:市场与宗教。

  但对这个别具意致的故事来说,1978年似乎也同样重要。毕竟在1978年,邓小平与若望保禄二世这两个重要的主角各自攀上了权力顶峰。邓小平在文革期间曾经被党内迫害打成坏份子,1977年他以负责对外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统身分正式复出,但直到1978年11月,党内的毛信徒跟改革派摊牌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才迎来他的关键胜利。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还有曾经登上红卫兵领导的保王派汪东兴,是所谓的凡是派领导人,他们的口号是「凡是毛泽东的决策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坚决遵循」,邓小平的口号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準」,这场党内斗争平反了在文革受苦的党内成员,华国锋与汪东兴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过去的问题,唯恐伤害到他们的权威,他们仍然坚持反革命派是毛泽东的敌人,他们的对手则坚持这些在毛晚年的受害者,远远不是背叛了革命,反而是党背叛了这些忠贞革命党员。

  邓小平在这些激烈与高度机密的讨论中是缺席的,他正出访东南亚,视察他的工作绩效。但每个人都很清楚邓小平是争论重点,在邓抵达东南亚时,华国锋与汪东兴在党内四天的会议中节节败退。发言的人一个个点名批判他们,汪东兴甚至被迫自我批判,承认他过去的政治罪愆,等到邓华丽登场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再说什幺了,他马上取得了党内领导人的位置,也很清楚他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幺事,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切。

  当教堂屋顶烟囱升起白烟时,宣示近五百年来第一个非义大利籍教宗诞生,我们对于一个多月前罗马闭门会议所发生的一切所知不多,罗马教廷这点跟中国共产党一样,不会轻易公开他们的秘密,对于从来都不是局外人的Karol Wojtyla(若望保禄二世本名)来说,他跟邓小平一样一直都是核心圈内人,所以他的出线有点震撼却不算太惊奇,Karol Wojtyla所代表的固然是一个从传统的过去,走向更具活力未来的桥,但他还是需要选票,毫无疑问他与他的支持者做了周全準备保护他(就像Mandeville说的,在教皇的政治圈里,马基维利不是嚮导,他还不够愤世嫉俗),这些周旋工作Wojtyla花了三天,而邓小平花了四天,大概是因为他的枢机主教同僚不需要在大势底定的时候,被迫自我批判,不过对于最后的结局,很少会有人怀疑。

David Runciman:反─反─革命

  从偏爱1979年,而非1978年这点来看,卡里尔似乎是暗示,在民主国家选举至关重要,可是在非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往往不是最后是谁赢得权力,而是如何做到的。这让我觉得简直乱了套,我们执着于选举,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转折点:没有什幺会比一场政府的大戏更能激荡人民。不过,民主选举是反映而非决定公众的氛围,关键的转折经常发生在投票前。改变英国政治的那一年其实是1978,彼时工党政府与工会的关係正濒临破裂,这是柴契尔夫人掌权的主因,而不是1979年所发生的那一切。柴契尔夫人的胜利是英国政治翻天覆地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在她声称敲响门之前,那扇通往未来的门早就已经打开。美国发生的事情也很相似,卡特政府在1978年所启动的重商反劳工立法方案转向,后来酿成了雷根的变革,柴契尔夫人与雷根只是因为成了最后赢家,才看起来像是变革者。但这就是民主,领导人能做的只是公众风向允许他们做的,而这个风向早在1978年就已经转向,此后,领导人能做的其实无关大局(卡特跟卡拉汉就非常希望这幺想):大势已定,不是柴契尔夫人跟雷根,也会是别人。

  相对的,在非民主体制中重要的是领导人是谁,假如邓小平在1978年的高张力政治赛局中出局,1979年与往后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他在11月这四天的胜利改变了中国,若望保禄二世也是同样,他的登场反映的不是罗马教廷的公众舆论,虽说这个转向正在缓慢发生(一切都在70年代进行中),罗马教廷并非民主体制,一旦来到层峰,高张力的政治就成了唯一的游戏规则,来到层峰想办法拉人入伙是唯一选择,若望保禄二世往后能改变世界只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个权力地位,而不是因为改变了世界他才高居此位。

  在他的1979年故事中,卡里尔也许漏了一个让美式民主最接近新教宗的东西,1979年八月,Paul Volcker成为联準会(Federal Reserve System)主席,在卡里尔的故事中,没有这件大事的空间。沃尔克(Paul Volcker)的上任所标誌的是,一个比柴契尔夫人的当选更重要的分水岭,它的意义是:70年代的产业资本主义与停滞性通膨,转为80年代的金融资本主义与举债式增长。沃尔克对利率问题做了艰难的抉择,控制了通膨却也让失业率飞升,除此之外他也打了不少高空,卡特任命他这个选择很重要的地方在此,这可能也是卡里尔排除这件事的原因:这个任命无法代表一个足够明确的分断点。卡里尔没有提沃尔克的原因是,公众要的是猛药,华尔街也需要这帖猛药,西方民主国家在70年代末期的真正故事是,人民对于政治与产业抗争已经很疲惫,不再买帐,他们想试试别的,即便是不太让人舒服的东西。这不是一场革命,比较像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耸肩。

  当然,伊朗的1979年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在1977年,伊朗汗王的现代化体制仍然像是这个世界的经济成功典範,靠着多年的两位数成长,不断攀高的油价。仅仅三十多年,这个国家就从卡里尔暱称的「封建死水」,成为产业重镇,有现代化的通讯、医疗照护体制、汽车工厂还有水力发电大坝,无论男女,识字率都在提升。伊朗汗王的软肋是豪奢,1971年他找来帮甘迺迪重新设计白宫的人,为波斯王朝的两千五百年纪念典礼打造一个全帐篷城镇,这个王国堪称苦心经营发展的典範。

  然而,这个王国在1978年土崩瓦解,1977年,批判汗王不遗余力的流亡伊斯兰教长霍梅尼长子死于心脏病,教长的支持群众将此归咎于汗王,上千人走上街头谴责他,1978年一月,当局对于街头群众的回应是把教长打成英国代理人、打成性异常者,然后是汗王进步主义的硬颈反对者,隔天圣城库姆修道院的学生,立刻投入要求让霍梅尼返国的示威抗争,保警向群众开火,导致几十个人身亡,霍梅尼立刻发表声明,呼吁更多群众投入抗争。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得偿所愿,到了九月,当局宣告戒严,九月八日──这天往后以「黑色星期五」名载史册──德黑兰市中心百多个抗争者,被武装卫队直接用直升机载离现场,同一个月,石油工人也走上街头,食物与燃煤立刻短缺。

  霍梅尼开始召集影子政府,以备随时重返伊朗,霍梅尼召集的革命议会有学生运动异议者,有跟旧体制不合的官员。1979年一月,伊朗汗王仓皇出逃,两个礼拜后霍梅尼返国接掌政权,虽然汗王的退位在此前已成定局,但1979年的到来对这个故事来说确实别有深意,它呼应了1400年前的预言,伊斯兰真主将会降临于世,但对世俗西方来说,这一年只是十年心灰意冷的疲乏终结,而对许多伊朗人来说,这一年所标誌的是末世的开端。霍梅尼看準民气可用,继续搧风点火,风向大利于他的政治目的。11月,一个自称「追随伊玛目穆斯林学生阵线」(Muslim Students Following the Imam’s Line)的反美帝团体,聚集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还强行挟持了66个美国人质,这一年恰好是伊斯兰救世主预言降临的一年,接下来的危机,以及卡特政权救援人质失败的屈辱,都巩固了霍梅尼的权力。

David Runciman:反─反─革命

  在波兰,1979年就像Stanislaw Szczepanowski──挺身反抗暴君波列斯瓦夫二世的克拉科夫主教──殉道九百年纪念一样重要。几乎所有波兰人都知道,Karol Wojtyla在荣登罗马前,也曾经是克拉科夫的大主教,当他以教宗身份,在1979年初夏重返波兰时,他在他的旧教区得到了热烈的欢迎,九天访问行程的最后一天,他在克拉科夫郊区发表演说,他对着差不多有三百万人的听众说,选择自己的政府与捍卫自身的信仰是他们的权利,聆听演讲的群众冷静自持,井然有序,不像几个月前,欢迎霍梅尼重返德黑兰的激动群众。对于教宗的福音,对于教宗得到的尊崇礼遇,共产政权想低调处理,但却无法限制它的影响,国营电视台最多只能屏蔽关于他的视讯,而这些言论审查还是徒劳无功,将近三分之一的波兰人,人数约莫一千万人,还是想方设法要听到教宗的福音,很难迴避这段跨越九百年的迴响,也无法让来自克拉科夫的主教噤声。

  在中国,1979年是共产革命三十週年,三十年前的1949年,毛泽东──当时邓小平紧跟在他身边──在天安门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三十年后邓小平以领导人起步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为他所提出的改革,他要让中国现代化。邓小平没有打算让中国民主化,对他来说,民主意味着混乱与不幸,像是他在文革所经历的,群氓稳佔上风那样。邓小平把现代化中国当作从1949年开始的未竟之业,这是他的角色定位,1979年会是一个由中央严密监控的,经济与官僚改革起步的一年。一月,他出访美国,拜访了可口可乐在亚特兰大的总部、休士顿的NASA太空中心,还有西雅图的波音总部。他建立了与美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係,开放了美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党营媒体鉅细靡遗地报导了他的出访(虽然大部分的中国人民还没有电视可看),电视台反覆放送邓小平小小的身躯乘坐大大汽车的画面、透过望远镜凝视的画面、在工厂厂房研究机械装备的画面,这些都是邓小平所许诺的未来。

 David Runciman:反─反─革命

  对阿富汗人民来说,直到1979年最后一个月,这一年才真的算是有所迴响。1978年四月,政变的种子已经埋在喀布尔的共产党本地政权中,十八个月来,该政权领导人贯彻苏维埃式的现代化计画,这包括攻击传统婚姻,以及一整套土地改革的方案。这都引发了大範围的抗拒,无论是部落地主,还是伊斯兰教士,喀布尔当局拼了命镇压此起彼落的造反,但很快地发现,即使用上雷霆手段,还是无法避免领导人之间的内鬨。1979年九月,副总理在一场宫廷枪战中杀了总理,那时阿富汗军队已经大举向叛军投降,一直谣传新的总理会向美国求救。12月,苏维埃进兵维和,他们在当地的残酷举措让本地共产政权相形见绌,在阿富汗投入的资金与牺牲的鲜血,足够让苏维埃政权往后花上十年的时间后悔,甚至拖垮了苏维埃体制。入侵阿富汗这个灾难性的错误,其根源的行为模式与事件,远远不是1979年所能概括。这个错误是冷战偏执对抗的产物,臃肿又扛不了责任的军方加上疲惫僵化的领导层助长漠视,导致了这个结果。

  除了对于数字的古怪僻好外,还有更多可以连结卡里尔这些故事连结起来的东西吗?他的命题是1979年横生阻断了对进步的幻想,20世纪的主流信念是政府可以继续给人民更多东西,不过证据显示人民并没有想要政府给更多东西,对各种遥远纪念的追溯,清楚显示战后对于老调反覆重弹的失落感,卡里尔把这些故事当成反进步论道德寓言的最大问题是,这些主角其实依然被进步的理念所束缚。这不真只是像柴契尔夫人这种当政期间致力英国扩张与国家发展经济举措的典型政治人物,或者像是对中国人民推销实用论,好开通意识形态闭塞的邓小平,对宗教基本教义派也是如此。霍梅尼并没有真的完全放弃伊朗汗王的现代化计画,曾经,伊朗的保守派教牧不用直接涉入下等的政治俗事,现在霍梅尼则要虔信之人自己执政,向世俗论者展现政府应该可以怎样运作,他相信运用国家的力量改善社会,是符应宗教教义的,卡里尔说,霍梅尼的政治哲学是「20世纪现代化论与传统信仰的诡异混搭」,这看起来不太像是常被揶揄的中世纪愚民论修正版,而是击溃一切世俗进步论,有自己玩法的尝试。

  阿富汗的圣战份子也是一样,曾经他们的对手是腐化、残暴又效率不彰的占领者,还有阿富汗社会中迷信蒙昧的传统主义者,娴熟使用现代器具当作为武器──手机、电脑、新药──的穆斯林兄弟会特别鼓舞了这些圣战份子,他们的说法是这让他们更有韧性:其跨越时空的特质让追随者可以适应各种环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不会腐化,这个哲学很明显有一个对应:列宁主义,列宁喜欢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是对的,那幺马克思主义为何要担忧纯洁性呢?了解资本主义有其真正可用之处的人,是不会被资本主义社会腐化的,别想太多,充分利用这一切吧!

  于是,卡里尔比较喜欢把这些角色描述为「反革命者」,他说,他们是「从革命中学到东西的保守论者」,但,即便是可能真的最像是反进步论者的教宗,也清楚看到拢络现代化论前景的好处,若望保禄二世的政治哲学可以叫作「个人主义」,主张面对社会压迫个人依然可以保持其完好正直,这个深刻的宗教理念,其实与现代性的人权世俗擘划,甚至是20世纪晚期对个人发展的展望彼此交叠,这是为什幺教宗对于同时操持人权语言跟永恆救赎丝毫不觉得憋扭,他正用自己的思想方式来拯救20世纪。

  「反革命」可能比「反进步」好一点,但这存在另一个问题:什幺革命?这是正是瓦解卡里尔命题之处。就货真价实的革命来说:文化大革命、苏联对波兰的兼併还有让伊朗汗王执政的政变,很难看出来彼此有任何共通点;就对抗某种同样东西的「奇异反叛」来说,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很能表述这个在战后与70年代中期之间,让人混乱又相对稳定的世界中,各种理念、事件与政治实践的大杂烩,他们是由某种管制经济、专制政治、国际政治僵局与缓慢物质成长彼此杂揉而引发,这些主角们在其中看到的是灵性的空洞,还有迫在眉梢的停滞,空泛且贫乏的宗教革新或自由市场教义,看起来像是合适的回应,就成了他们的目标。卡里尔所做的就是把故事的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他很大胆地说,「布道者」政治家柴契尔夫人具有深刻的道德与宗教信念;而「实用论者」霍梅尼则是一个不自觉拥护经济实验的人,这实在没什幺说服力,柴契尔夫人的宗教跟霍梅尼天差地远,他们的经济更是如此,卡里尔越是大谈这个故事的主调,就越是落漆。

  然而,卡里尔用这些术语框架出这个故事,确实也提供一种思考今日政治的方向,这个据说在70年代末期开始分崩离析的世界,其实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崩坏:被宣告死亡的布列敦森林体系、以阿战争、接踵而来的石油危机与世界性经济衰退。这个让人困惑的混乱年代最后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虽然这需要很久之后才看的清楚。而现在,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因其自身的一连串危机而步履蹒跚,倘若真是如此,可能还剩不到五年的时间就会全面瓦解。卡里尔书中这些主角,在上一个剧变时刻,都仍然只是默默无名在耕耘着,如果你在1975年说这些卡里尔书中的主角会是擘建新世纪的人,肯定会惹来讪笑,原因无他,毕竟他们当时看来毫无权力。所以,对于我们环视四周,至今还没有可以期待让这个时代有所不同的聚焦人物,也不用太讶异。我们所等待的是,由从新自由主义时代得到教训的进步人士,所领导的「反─反─革命」,同时他们也无惧于应用其工具来颠覆它,而也已经有很多人正在开始尝试这幺做,也许将来,会有一个人走到最后,那时也可能是这个世纪的终结,不过这个人可能不太会是当前任何侧身于权力的人。

  从这过去这四十年来的故事,我们学到的是,宗教基本教义派跟市场基本教义派最终是无法携手并进的,两者的视野天差地远,宗教寻求危机时刻,而市场则是无止尽推迟危机。你可以看到在我们当前的种种不满中,宗教与市场的拉锯。信仰市场的人宣称我们需要的是时间跟耐心,让金融体系自己去矫正,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物质上的进步,只要我们肯让市场的智慧提供技术上的解方,时间就会让克服我们面对的一切存在性危机,像是气候变迁。反之,宗教对这些看来会迟到的回报非常不耐,不管是埃及这种新兴民主国家,还是美国这种老牌民主国家。揭示转型与救赎可能的宗教,远远胜过棘手又複杂的现实世界政治事务,也让所有实务问题显得枝微末节,对我们当前的需求来说,宗教信念太过末世论,市场信仰又不够末世论,或许,两者之间的空间,正是进步的政治重新取回主导的空间。

延伸阅读:

不堪推敲的史观:《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

Counter-Counter-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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